舍得酒业:营收下滑净利暴跌,高管顶格薪酬的‘特权’之困
发布日期:2026-05-05 07:10 点击次数:59
文章 | 宝剑
编辑 | 笔谈

在业绩断崖式下跌、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的背景下,舍得酒业高管团队依然领取行业顶格高薪,这已不再是“激励”,而是与公司基本面严重脱节的“福利”。从股东回报与经营责任的角度看,当前的薪酬水平显然已不配位。
2026年3月,白酒行业寒意未消,舍得酒业(600702.SH)交出了一份令市场唏嘘的2025年成绩单。营收下滑17.51%,扣非净利润更是暴跌50.31%,两年间利润缩水近九成。与这份惨淡业绩形成刺眼反差的,是其高管团队依然稳固在行业头部的高额薪酬。当“老酒”故事难以抵挡业绩寒冬,当复星系派驻的管理层频繁更迭,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:舍得酒业的高管们,究竟凭什么拿这么高的薪水?
要评判薪酬是否合理,首先必须厘清业绩的基本面。2025年的舍得酒业,显然处于“失速”状态。财务数据显示,2025年舍得酒业实现营业收入44.19亿元,同比减少17.51%;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.23亿元,同比减少35.51%。更触目惊心的是扣非净利润,仅为1.99亿元,同比腰斩(-50.31%)。将时间轴拉长,这种颓势更为惊人:2023年其扣非净利润尚高达17.65亿元,短短两年间,利润规模已缩水近90%。
从季度走势看,公司全年呈现“前高后低”甚至“断崖式”下跌的特征。一季度尚能维持3.46亿元的盈利,但到了第四季度,受渠道库存积压、费用计提等因素影响,单季直接亏损2.49亿元。这表明公司在应对行业下行周期时,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和风险控制能力。
核心产品的失守是业绩下滑的主因。作为主打次高端的“舍得”品牌,其收入同比下降23.83%,毛利率下滑1.48个百分点。这说明在消费理性化、降级的趋势下,舍得的高端化叙事遭遇了严峻挑战。虽然以“沱牌”为代表的大众酒板块逆势增长5.75%,但其体量过小,根本无法填补次高端产品留下的巨大利润窟窿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现金流状况。2025年,舍得酒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5.23亿元。虽然较上年有所收窄,但连续两年为负,对于一家白酒企业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信号。这意味着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仅没有“造血”能力,反而在不断“失血”,回款能力疲弱,存货和渠道占款高企。
在业绩如此惨淡的背景下,舍得酒业高管的薪酬却并未体现出应有的“共克时艰”。根据2025年年报披露,董事长蒲吉洲税前薪酬为217.17万元,总裁唐珲更是高达249.58万元,稳居公司高管薪酬榜首。副总裁罗超、饶家权等人的薪酬也分别达到了149.37万元和119.13万元。
回顾历史数据,这种“高薪”并非一时之举,而是舍得酒业近年来的常态,甚至是一种“特权”。早在2022年和2023年,当行业尚处于调整初期时,舍得酒业的高管薪酬就已经在业内遥遥领先。2023年,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高达932.81万元,位列行业第二,是茅台高管薪酬的3.7倍,是五粮液的4.7倍。

即便在2025年业绩腰斩的情况下,核心高管的薪酬降幅微乎其微。董事长蒲吉洲的薪酬较上年的270.17万元虽有下调,但依然维持在200万元以上的高位;总裁唐珲的薪酬更是与上年的244.33万元基本持平。
这种薪酬刚性,在业绩下滑时显得尤为刺眼。通常而言,高管薪酬应与公司业绩高度挂钩,即“业绩升、薪酬升,业绩降、薪酬降”。但在舍得酒业,我们看到的却是业绩“自由落体”,薪酬却“纹丝不动”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管理层的稳定性。复星入主后,舍得酒业经历了频繁的人事震荡。仅董事长一职,两年内便三度更换;副总裁、CFO等核心岗位更是走马灯式更迭。2025年至2026年初,副总裁王勇、邹庆利等人相继离任。频繁换帅导致经营策略缺乏连续性,而离任高管依然能拿走高额薪酬,这进一步加剧了薪酬与长期业绩的脱节。
支持高薪的另一个常见论点是“人才价值”。对比同行业数据,舍得酒业的人效指标并不支撑其高管的顶格高薪。数据显示,2023年舍得酒业员工总数接近万人,人均创收约72.14万元。相比之下,泸州老窖的员工总数不足舍得的40%,但人均创收却高达801.94万元,是舍得的11倍。即便与同规模的酒企相比,舍得的人均创收也处于中下游水平。
与此同时,舍得的管理费用率一直居高不下。2022年其管理费用率高达10.95%,而同规模酒企一般在5%左右。高昂的管理费用中,相当一部分流向了高管薪酬。2023年,舍得员工人均薪酬约16.7万元,处于业内中等水平,但高管薪酬却是员工平均薪酬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。
这种“高管高薪、基层中庸、效率低下”的结构,反映出公司治理层面的深层问题。复星系虽然带来了资本和所谓的“生态资源”,但在提升酒企运营效率、优化成本结构方面,似乎并未展现出与其高薪相匹配的管理能力。
舍得酒业并非没有薪酬管理制度。公司明确规定,高管薪酬由基本工资、绩效奖金等构成,且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%。制度中也提到了“追索扣回”机制,即若发生重大失误或违规,公司有权追回已发薪酬。
但现实执行情况却令人失望。2025年年报显示,虽然公司经营指标未达成,但公司明确表示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递延支付薪酬安排”。这意味着,即便业绩不达标,高管们依然可以落袋为安,所谓的“绩效挂钩”在业绩下滑时似乎失去了约束力。
此外,尽管公司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,却依然维持高额分红。2025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占净利润的45.67%。在经营现金流为负、主业造血能力枯竭的情况下,这种“借钱分红”或“透支分红”的行为,虽然取悦了大股东,却掩盖了经营层面的危机,也让高管的“高薪”显得更加缺乏正当性。

薪酬的本质是契约,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关于未来价值创造的约定。当业绩承诺无法兑现,当经营现金流持续告负,当人均效率远低于同行时,继续维持行业顶格的高薪,不仅是对股东利益的侵蚀,更是对市场规则的漠视。
舍得酒业的高管们或许需要反思:在“老酒”战略失焦、复星赋能未达预期的当下,这份沉甸甸的高薪,究竟是基于能力的回报,还是基于职位的垄断租金?如果无法带领公司走出业绩泥潭,重回增长轨道,那么“舍得”二字,或许首先应该体现在高管对自己薪酬的“舍得”上。